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在《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一文中，首次提出这一黄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该文一经刊出立刻引发了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关注与热烈讨论。7月1日，仝涛接受本报专访，对学界关注的石刻发现过程、内容解读及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等问题万银鼎信，作出回应。
石刻发现：偶然中的必然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此次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的发现经过。
仝涛：这次石刻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22年。当时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人民政府邀请我们去当地调查一处被盗严重的吐蕃时期遗址——莫格德哇，并为其制订保护和发掘方案。
2023年7月，在莫格德哇古城调查结束之后，我们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探访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的牛头碑、岩画、佛塔、墓葬等其他遗迹，在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一处凸出的山岩基部，我们见到了这处石刻。石刻表面磨蚀风化较为严重，有多处石片残损剥落，残存字迹非常模糊，可以粗略辨识有“皇帝”“大”（后考证为“采”字）“乐”（后考证为“药”字）等残存文字。由于当时这处石刻不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且被告知它属于清代石刻，因此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大概在2024年初，我们在整理和制订莫格德哇发掘方案时，才注意到石刻上的“己卯”二字。我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有明确年代的碑刻，再加上小篆字体，我大胆推测，这可能是更早期的石刻。随后，我们开始查阅大量资料，一一对比秦代文字和文献，逐渐确定了这处石刻的年代和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确定这处石刻就是秦代石刻题记？在论证的过程中，主要的依据有哪些？
仝涛：确定这处石刻为秦代石刻题记的过程非常复杂，但也比较严谨。首先，主要是依据文字本身，包括内容和写法的时代特征。该石刻镌刻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后世虽然有模仿，但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其次，石刻中提到的“五大夫”爵位，是商鞅变法后设立的，一直沿用至东汉，而且“五大夫”这几个字是合文写法，是上古时期造字、写字的一种特别方式，在秦汉以后就基本上消失了，这为我们确定石刻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石刻中“昆陯”的“陯”字的辨识是又一关键例证。“陯”字非常模糊、残缺不全，又极为罕见，识读非常困难，耗时很久。“陯”偏旁为阜旁，西汉以后这一写法就基本绝迹了。我是通过比对里耶秦简发掘者张春龙先生慷慨提供的秦简清晰照片后，才最终将该字进行了确认。可以说，“陯”字的识读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万银鼎信，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合理推测和辨识出了“昆陯”“方士”“采药”等相关铭文，从而实现了对整个石刻文本的完整通读。
石刻的历史意义：
探索昆仑地理位置填补历史空白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了解，在您之前，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团队也曾发现了这处石刻。您是否了解过相关情况？
仝涛：说实话，在文章刊发之前，我并未关注到侯光良教授已经发现了这一刻石。在该文发表之后，经同行的提醒，我才得知，侯光良教授2020年7月在田野考察时就已发现该石刻，并且在他的专著《昆仑上下》中发布了对这一石刻的初步认识。侯光良教授认为该石刻的年代可能为元代或者清代，与这两个朝代的黄河探源有关。此后在2021年相继有其他一些本地学者也造访此地。从时间线上看，毫无疑问侯光良教授具有首察之功。
我有幸通过翻阅文献，辨识出石刻中的一些关键信息，包括人物、事件、年代、地名等，将其判断为秦始皇时期石刻，并将这一研究成果及时进行发布，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尽早将这一地处高原无人区的珍贵文物加以保护，并发挥其应有价值。这是当时我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初衷。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一石刻的最终认定对于相关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有哪些？
仝涛：这一发现可以说是填补了多个方面的空白。首先，它可以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它记录了秦始皇遣使前往昆仑山寻觅长生不老药的历史事实，这在文献中并无记载。
其次，石刻的发现为解决先秦时期“昆仑”“河源”的地望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昆仑山在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上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具体位置一直困扰着学界。石刻的发现地点位于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畔，扎陵湖之南便是巴颜喀拉山脉，与《山海经》《禹贡》等先秦文献关于昆仑山的最早记录“昆仑之丘……河水出焉”“河出昆仑”等重要地标特征非常契合，证实了唐代刘元鼎及清康熙年间勘定河源时对昆仑山地望的推定万银鼎信，也说明昆仑山与黄河源的密切关系。
此外，石刻的发现还实证了隋唐时期的“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时期已经打通了最为关键的环节。这表明早在秦代，中原内地与青藏高原之间的交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史、文化交流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回应争议：
以严谨态度完善证据链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些网友从刻字历法、时令等方面提出不同意见，对此您有何回应？
仝涛：对于网上的争议，我始终保持开放和严谨的态度。首先，关于石刻的年代和真实性，我们已经通过文字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论证。
关于刻石年代，初步识读为“廿六年三月”，这是基于现有资料，经过推敲和权衡后得出的一个初步结论。“廿”字中间方框内似有一竖直残痕，似可识读为“卅”，但该残痕呈现自右上—左下方向倾斜，与第一横并不垂直，加之在该字左下方有斜直裂痕贯穿接下来的二字，似可与“廿”中间斜直残痕相连接，故当时倾向于为“廿”。第二字为向下呈弧形弯曲的横笔，中心有垂直的短竖笔，末端似有右折，一开始也识读为“七”，但一方面简牍文字中“七”均不见此类长弧形两端下弯的横笔，而且，经查所见历谱，“廿七年三月”均不见“己卯”日，而饶尚宽先生《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所重建历谱，存在“廿六年三月己卯”日，综合考虑，倾向于识读为“廿六”。但关于该年号信息的论证还需要再结合刻石的超高清图像进一步确定。
其次，关于石刻内容所反映事件的可行性方面。根据饶尚宽先生所重建历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应该是开始于确定历法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20年。而秦始皇廿六年则沿用此前的历法，该年的三月是这一年的第6个月，而非第3个月，因此从逻辑上讲，采药使团是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到达的。使团选择在冰冻的冬季出行，一方面，可能是迫于秦始皇的紧急需求；另一方面，更可能是受青藏高原气候环境及古代交通条件所限，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秦时的黄河上游尚未有足够的桥梁、舟船等渡河条件，黄河源高海拔地区又多湿地、沼泽，夏季极易陷车，只能在寒冬季节水枯结冰之时，车辆人马方可履冰通行。黄河上游桥梁系统的建设，发生在汉代之后，至隋唐时期唐蕃古道开通之后逐步完善，此后才有条件在夏季丰水季节乘车实现高原的穿越。这在文献中有比较多的记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中出现的争议？
仝涛：学术研究中存在争议是学术发展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历史研究是复杂的、多面的，研究对象往往跨越了漫长的时间和空间，常常伴随信息的缺失和碎片化，需要研究者从多维角度进行推测和论证，并且对同一研究对象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这一石刻引发如此大的关注，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真诚感谢广大学界同仁和网友提出的各种专业见解，使我们对新材料有了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同时，通过这些争议和开放的讨论，大大提升社会各界对于这片高原无人区的关注度，有利于研究和保护这一珍贵文物。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您打算如何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仝涛：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希望在石刻所在区域进行更深入的考古发掘，清理出秦代活动面，找到和复原石刻上碎裂脱落的残片，使这一石刻内容更加完整。同时，还想在石刻周边开展相关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对目前所见的多处相关遗迹和遗物，如岩画、石棺葬等进一步研究，复原当时这一区域的人类活动，为石刻研究提供更多背景信息。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多学科合作，进一步完善证据链。例如，从历史学、古文字学、古地质地理学、岩画学等诸多领域，开展综合性的交叉研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高清扫描、微腐蚀分析、石刻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湖泊沉积物分析等，获取更准确的年代、工艺技术、古气候环境等方面的信息。
此外，我们希望加强对石刻的保护工作。目前，石刻所在区域交通不便，石刻面临着自然和人为破坏的风险。我们期望与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合作，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案，确保这一珍贵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随着更多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的开展，相信这一发现将为我们揭示更多秦代历史文化的奥秘。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万银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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